草堂茗香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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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堂茗香篇1

　　在京城读书人的圈子里， 这家书店虽藏身深巷之中却名声远扬， 它被书友称为“锣鼓巷深处的瓦尔登湖”， 它就是朴道草堂。草堂主人周一方， 是个低调而神秘的中年男人， 从别人口中得知， 他学的是外语专业， 爱好写诗和哲学， 早年下海创业， 公司有上千名员工， 如今却一心扑在这间书店中。

　　周一方说：“开书店是一个使人幸福的职业， 这里可以遇到无数美好的人。”

　　走到朴道草堂门口， 可以感受到截然不同的气氛， 门口那张醒目的100元门票的“入门须知”把绝大多数游人挡在了门外， 有人稍作停留好奇地打量， 有人无视地匆匆走过。这卖门票的书店大概在京城还是头一家。他说， “门票是一种择选， 抱着对美好事物心存奉献的人自然会进来。”收门票是从今年初正式开始施行的， 这是他经过长久考虑的结果。“一个人愿意为一家书店付门票， 还是愿意去酒吧喝一杯啤酒、买一瓶香水或者住更舒适的酒店， 这对于他自己来说也是一种选择。人都是这样， 在选择中让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

　　其实在这里， 周一方给每个愿意付门票而进门的客人准备了意想不到的惊喜， 例如， 一本由作者亲笔签名的书， 一本老周自己的诗集， 他亲手拓印的一张手工版画， 还有香茗和咖啡……

　　“有人愿意来我的书店购买门票， 对此我也更愿意理解为， 那是一个爱书人对于书店善意的捐赠。”老周认为， 他的草堂是为那些愿意悉心照看自己灵魂的读书人而存在。

　　草堂的会员组织名为“修读会”， 进到草堂， 自觉交出手机电脑， 远离网络和喧嚣的世界。寻一本好书， 不少人便会选择坐在庭院里斑驳的树影下和书“缠绵”一个下午， 坐得久了闷了， 也可找老周闲聊。老周在店里时， 身边经常围着一群朋友在海阔天空聊天， 有旧相识， 也有慕名前来的新友。

　　老周很享受这样的感觉――“暂时放下你一天挣一百万的大买卖， 把你什么有意思的事儿， 读了什么好书， 看了什么新电影， 与大家一起分享。于此地， 但谈风月温情， 莫问帽子腰包。半卷诗书， 一杯清茶， 两棵古树， 三五老友。”

　　朴道草堂的另一个特殊之处在于， 这里的书不是按照时代、作家、国别来分类， 高大的书架上面， 只有四个标签――“美好情感”、“高贵灵魂”、“简朴生活”和“匠人精神”。

　　这便是老周选书的四个价值标准， “无论世界多么复杂， 一个人应当依靠创造真实美好价值的劳动活着， 拥有美好真挚的情感， 安于朴素自然的生活， 对文明高贵的灵魂有所追求。”

草堂茗香篇2

　　安徽 鲍亚民

　　1、中学(语文)课文名胜对联辑录

　　①滁州醉翁亭：

　　翁去八百年， 醉乡犹在；

　　山行六七里， 亭影不孤。

　　②湖南岳阳楼：

　　四面湖山归眼底；

　　万家忧乐到心头。

　　③九江琵琶亭：

　　灯影幢幢， 凄绝暗风吹雨夜；

　　荻花瑟瑟， 魂销明月绕船时。

　　④黄州赤壁：

　　铜琶铁板， 大江东去；

　　月明星稀， 乌鹊南飞。

　　⑤成都社甫草堂：

　　草堂留后世；

　　诗圣著千秋。

　　2、与课文相关的名人颂对联辑录

　　①颂孔子 ：

　　集群圣之大成， 振玉声金， 道通中外；

　　立万世之师表， 存神过化， 德合乾坤。

　　②颂屈原 ：

　　何处招魂， 香草还生三户地；

　　当年呵壁， 湘流应识九歌心。

　　③颂诸葛亮：

　　两表一对， 鞠躬尽瘁酬三顾；

　　鼎足七出，  威德咸孚足千秋。

　　④颂韩愈 ：

　　金石文章空八代；

　　江山姓氏著千秋。

　　⑤颂范仲淹：

　　兵甲富于胸中， 一代功名高宋室；

　　忧乐关乎天下， 千秋俎豆重苏台。

　　⑥颂文天祥 ：

　　犹留正气参天地；

　　永剩丹心照古今。

　　⑦颂文天祥 ：

　　宰相状元余事之；

　　文章义节两兼之。

　　⑧颂辛弃疾 ：

　　铁板铜琶， 继东坡高唱大江东去；

　　美芹悲黍， 冀南宋莫随鸿雁南飞。

　　⑨颂项羽：

　　有志者事竞成， 破釜沉舟， 百二秦关终属楚；

　　苦心人天不负， 卧薪尝胆， 三千越甲可吞吴。

　　⑩颂司马迁 ：

　　刚正不阿， 留得正气凌霄汉；

　　幽而发愤， 著成信史照尘寰。

　　（11）颂陶渊明 ：

　　质而绮， 真且醇， 自可传之千古；

　　樽中酒， 篙下诗， 岂甘了此一生。

　　（12）颂汤显祖 ：

　　玉茗堂中传蝶梦；

　　临川集上插芳馨。

　　（13）颂李清照：

　　大明湖畔， 趵突泉边， 故居在绿杨深处；

　　漱玉集中， 金石录里， 文采有后主遗风。

　　（14）颂李白：

　　酌酒花间， 磨针石上；

　　倚剑天外， 挂弓扶桑。

　　（15）颂杜甫 ：

　　缅想忠贞， 补阙拾遗犹昨事；

　　何来环佩， 清辉香雾替诗魂。

　　（16）颂白居易：

　　笔诤时政， 心在苍生， 万户争传新乐府；

　　堤建西湖， 神归东洛， 千秋永祀老诗翁。

　　（17）颂王昭君 ：

　　青冢有情犹识路；

　　平沙无处可招魂。

　　（18）颂陆游 ：

　　宦游西蜀， 志复中原， 高吟铁马铜驼， 烟尘誓扫还金阙；

　　诗继少陵， 派开南宋， 更入清风明月， 池馆重新接草堂。

　　（19）颂岳飞 ：

　　文官不爱钱， 武官不惜死， 果如公言， 宋室何至南渡；

　　罪名莫须有， 忠冢栖霞山， 长留人愿， 国魂几时北来。

　　（20）颂鲁迅 ：

　　著作最谨严， 岂徒中国小说史；

　　遗言犹沉痛， 莫作空头文学家。

草堂茗香篇3

　　关键词：明代 词 评点

　　一、明代词学评点概况

　　明代是文学评点的兴盛时期， 在此背景之下， 虽然明词处于词史中的衰落期， 然彼时的词学评点却获得了极大的发展：评点本众多， 主要是选集， 包括宋词选与明词选；评语繁密， 几乎每首词都附有评语， 评语数量空前庞大， 词学理论的探讨也随之丰富；评点符号形式多样， 与评语密切结合， 共同完成批评功能。这一时期的词学评点本如下所示：

　　（一）选集

　　1.明人重刊宋人词选

　　宋人词选的明刊本几乎以《草堂诗余》为独尊， 现存有四十余种版本。宋笺评本《草堂诗余》在明代一再翻刻， 为避免不断“翻刻”造成的重复， 书商采取的对策通常是“稍增损评注刻之”[1]， 以此吸引读者购阅。《草堂诗余》刊本的繁盛带动了明代词学评点的发展。

　　明人刊刻《草堂诗余》不但稍稍增损旧本的笺评， 更有许多刊本重新评点， 这些明人评本主要出现于万历之后， 现存十三种版本：嘉靖十七年抄本， 张綖评点；嘉靖末闵瑛璧刻朱墨套印本， 题杨慎批点、闵暎璧校订；明万历十六年书林詹圣学刻本， 题唐顺之解注、田一隽辑、李廷机评；万历二十三年书林郑世豪宗文书舍刻本， 题李廷机批评、翁正春校正；万历三十年乔山书舍刻本， 题董其昌评订、曾六德参释；万历四十三年书林自新斋余文杰刻本， 题李攀龙评；万历四十七年师俭堂萧少衢依京板刻本， 书名题《新刻李于麟先生批评注释草堂诗余》， 卷首题吴从先汇编、袁宏道增订、何伟杰参校；万历四十八年金陵朱之蕃刻《词坛合璧》本， 题杨慎批点， 闵暎璧校订；万历间李良年东壁轩刻本， 题李廷玑评释；天启五年周文耀朱墨套印本， 题李廷玑评注；天启、崇祯间翁少麓刊本， 题顾从敬类选、沈际飞评正；明末童涌泉刻本， 题顾从敬类选、沈际飞评正；万贤楼自刻本， 题顾从敬类选、沈际飞评正。这些赫赫有名的评者极有可能出于伪托。

　　其余明刊宋人词集选本中， 《花间集》同样出现了明人评本：一为万历四十八年朱之蕃《词坛合壁》本， 四卷， 题“唐赵崇祚集， 明汤显祖评”， 有汤显祖万历四十三年序， 无暇道人万历四十八年跋， 朱墨套印， 书后并附义释与音释；一为天启四年钟人杰笺校本， 二卷， 题“新都杨慎品定， 钱塘钟人杰笺校”， 卷首有张师绎《合刻、序》及钟人杰《叙刻、合集》。

　　2.明人词选

　　同时明人编选词集也往往附刻评点， 几部重要的词选都以评本面世， 主要有以下诸本：

　　《词林万选》四卷， 杨慎选评， 万历二十二年刻本， 现存明末毛氏汲古阁《词苑英华》本。

　　《百琲明珠》五卷， 杨慎选评， 万历四十一年刻本。

　　《新刻分类评释续草堂诗余》二卷， 题陈仁锡笺释， 钱允治类订， 万历四十二年刻本。

　　《类编笺释国朝诗余》五卷， 题钱允治编， 陈任锡释， 万历四十二年刻本。

　　《词的》四卷， 茅暎选评， 朱墨套印， 万历四十八年金陵朱之蕃《词坛合璧》本、清翠闵堂抄本。

　　《草堂诗余续集》二卷， 《草堂诗余别集》四卷， 《草堂诗余新集》五卷， 沈际飞评点， 天启、崇祯间翁少麓刊本、明末童涌泉刻本、明末万贤楼自刻本。

　　《翠娱阁评选行笈必携词菁》二卷， 题丁允和评定， 陆云龙评注， 崇祯四年刻本。

　　《翠娱阁评选行笈必携词菁》一卷， 题陆云龙评选， 陆人龙校订， 崇祯间刻本。

　　《古今词统》十六卷， 《徐卓晤歌》一卷， 《古今词统》题卓人月珂月汇选， 徐士俊野君参评， 《徐卓晤歌》云外僧序， 评者未署名， 应为云外僧， 崇祯六年刻本。

　　《古今诗余醉》十五卷， 潘游龙选评， 崇祯九年刻， 现存清初刻本。

　　（二）词别集评点

　　明人对词别集的评点仍然不多见， 目前所知， 仅有三种：一是徐渭评点《淮海集》， 万历四十六年刻本；二是李濂评点辛弃疾词， 有两种版本：《批点稼轩长短句》， 嘉靖十五年王诏刻本， 《稼轩词》， 嘉靖二十四年何孟伦刊本；三是施绍莘《秋水庵花影集》， 明末刊本。

　　综观以上刊刻情况， 明代的词集评点是在嘉靖之后才逐渐兴起的， 与明代文学评点的发展轨迹同步。明中后期是文学评点的鼎盛时期， 出现的评点本数量庞大， 评点涉及诗、文、词、戏曲、小说， 乃至经、史、杂记， 并且几乎所有知名的文人都出现在各类文体的评者名单之中。据孙琴安《中国文学评点史》曾指出， “不完全统计， 当时有一定影响和名气的文学评点家， 至少在百人以上”。[2]（P108）他们对评点各类文体都表现出极大的热情， 如汤显祖评点过《花间集》《艳异编》《汤许二会元制义》《西厢记》， 题名其评点的尚有《虞初志》《续虞初志》《焚香记》《浣纱记》《红梅记》《种玉记》《西楼记》《鸣凤记》《无双记》《会真记》《明珠记》《红拂记》等。其余评者的评点情况大都与此相类， 且涉及各类文体。虽然评本卷首题名的评者， 特别是名人， 多出于书商托名的商业手段， 但托名现象得以出现， 必以有名人评书现象之实为基础。相比于诗、文、小说、戏曲的评点， 词的评点远远不及其繁盛， 这应与词学在明代的衰落有关。但在这段时期， 词集评点已然形成规模， 较宋元时期有了巨大的发展， 为清代词学评点的繁荣开辟了道路。

　　二、明代词集评本形态

　　明人所刊词集的评点本大部分对每一首词都加以评语， 并结合圈点， 评语与圈点形式多样， 评本形态丰富多彩。宋元时期除汇评本《草堂诗余》， 其余评本皆间有评语， 评语数量相对于所选词作， 所占比例相当小。明代词集评点繁密， 一方面是承《草堂诗余》的传统， 另一方面是明代文学评点在时文评点的影响下出现的新特征。评语以眉批、尾批为主， 次为夹批、旁批， 题下批几乎绝迹， 原因应是明人已认识到词序是词作整体的一部分， 为避免与词序混淆而取消题下批。

　　圈点在宋元时期评点本中采用不多， 词集评本亦仅刘辰翁评《无住词》与元代两种评本辅以简单的圈与点。而至明代， 圈点得到充分的发展， 形式多样， 功能依人而定。典型如汤显祖对《花间集》的圈点， 除了通常所见的“”或“、”之外， 他还使用一种空心的点“”和重圈“”。空心点不常用， 只有碰到词眼， 需要特别加以指出时才用上， 如评阎选《临江仙》“两停荷芰逗浓香”句， 于“逗”字之旁加“”。重圈亦不常用， 仅针对特别佳妙的句子， 如牛峤《柳枝》一词， 他在该词的后二句“无端袅娜临官路， 舞送行人过一生”， 加以重圈， 同时眉批云：“《杨枝》《柳枝》《杨柳枝》总以物托兴。前人无甚分析， 但极咏物之致， 而能抒作者怀， 能下读者泪， 斯其至矣。‘舞送行人’等句， 正是使人悲惋。”[3]在汤显祖的圈点法中， “”最重， 其次是“”， 再次为“”， 最末为“、”。汤显祖基本上以多种圈点， 并结合眉批、旁批、尾批， 来揭示词的意蕴、特S， 评判优劣得失。又如《古香岑批点草堂诗余》对圈点的作用极为重视， 更于凡例中集中阐明圈点的用法， 云：“兹集精加披剥， 旁通仙释， 曲畅性情， 其灵慧新特之句用‘’， 尔雅流丽之句用‘、’， 鲜奇警策之字用‘’， 冷异巉削之字用‘’， 鄙拙肤陋字句用‘∣’， 复用‘·’。读句以便览者， 不嗫嚅于开卷， 心良苦矣。”集中主要使用的是“”“、”， 其余符号用得不多。总的来说， 明代词集评点本中最基本仍是单圈与单点， 大部分评点本的圈点仅有“”“、”两种符号， 或仅具“”。

　　这时期的词集评点具有了浓厚的商业S彩， 竞相以“评点”本与评者名望招徕读者。书名中醒目地标出“评”“注”以示与众本不同是当时的通例。《草堂诗余》系列的评点本， 都着意于书名中提醒读者这是“新”出的“评点”本， 诸如《重刻类编草堂诗余评林》《新刻注释草堂诗余评林》《新锓订正评注便读草堂诗余》《新刻李于麟先生批评注释草堂诗余》《新刻分类评释草堂诗余》《新刻朱批注释草堂诗余评林》《新刻分类评释续草堂诗余》等等。这些评点本中题名的评注者都具有一定的声名， 尤为突出者为杨慎、汤显祖、唐顺之、袁宏道、董其昌等， 他们皆为蜚声文坛的大家；另有一些评注者文名虽不高， 但官居显赫， 如李廷玑、翁正春等；值得注意的是还有以评点闻名的大家， 如沈际飞。名人的评点本具有相当大的号召力和宣传力， 而声名显赫的评注者多出于书商的伪托， 更体现出一种商业营销手段。

　　当然， 有一些评者评点词集是出于寄兴托意或借此倡导词风， 其初衷并不是指向商业价值。李濂评点辛弃疾词即是出于“归田多暇， 稍加评点。间于登台步垅之余， 负耒荷锄之夕， 辄歌数阕， 神爽畅越， 盖超然不觉尘累之解脱也”[4]（卷五十六）。开封王诏见而爱之， 为之刊刻。而汤显祖评点《花间集》则除了个人好尚， 也有借此转变词风的意图。《玉茗堂评花间集》是其去世前一年在穷困的境地， 费尽周折筹集资斧刊刻而成。他在序中云：“余于《牡丹亭》、‘二梦’之暇， 结习不忘， 试取而点次之， 评骘之， 期世之有志风雅者与《诗余》互赏， 而唐词之反而乐府， 而赋骚， 而三百篇也。诗其不亡也夫！诗其不亡也夫！”[5]（P25）于《草堂诗余》在明代的独尊造成词风的浅俗， 汤显祖希望借评点《花间集》重提“风雅”。

　　三、明代词学评语特S

　　明人评词除了延续宋以来十至二十字的通常规模， 又发展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评语形式， 十字以内甚至一两字的短评与多至百余字的详评。短评的用语往往极为通俗和口语化， 这与宋以来词学评点的传统背道而驰， 宋以来词学评点用语与词话相同， 已有专门属于词的美学名词。明人评词使大量的日常生活用语进入词学评点， 除了通常出现的“好（甚）”“妙（甚）”“奇（甚）”等词语， 明人词评的口语化表现， 诸如：汤显祖评薛昭蕴《喜迁莺》“杏苑雪初晴”句云：“不呆。”评孙光宪《杨柳枝》（有池有榭）曰：“拙而蠢。”[3]（卷一）沈际飞评赵德麟《清平乐》（春风依旧）云：“‘能消几个黄昏’， 恒语之有情者。‘能’字更吃紧。”[1]（卷一）评舒宜《一落索·春景》词曰：“疏亮， 可贬肥。”[1]（卷一）《古今词统》评李后主《菩萨蛮》曰：“后主词率意都妙， 即如‘衷素’二字， 出他人口便村。”评黄庭坚《西江月》曰：“末句妖甚。”[6]（P218）等等。这种现象也出现在明人诗文评点中， 颇异于传统。明人尚俗的风气是其根源， 而小说、戏曲评点， 特别是小说评点， 直接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这两种新兴的评点中， 评者通常视评点为对原本的再创造， 用语更通俗化、口语化， 贴近原作。诗文词的评者大都同时是小说、戏曲评点的爱好者， 所以很自然地将俗化的评语风格带进了严肃的诗文词评点。

　　相映成趣的是与此同时出现了长段的评语， 这一现象较为个别， 仅见于张綖的《草堂诗余别录》。《草堂诗余别录》是张綖从《草堂诗余》中择其佳者汇集成册， 于每首词之后或笺或评或笺评合一， 规模或一二句或至百余字。林玫仪先生着眼于它的词论与本事， 将之归为词话类， 撰有《罕见词话——张綖》[7]一文， 然从其文本形态来看， 视其为评本更为妥当。全集笺、评共计79则， 大部分在二十字以上， 五十字以上的长评就有29则。其中精彩的长段评语， 如评辛弃疾《水龙吟》一词：“尝谓词有二体：巧思者贵精工， 宏才者尚豪放。人或不能兼， 若幼安‘罗帐灯昏， 哽咽梦中语’‘怨春不语， 算只有殷勤， 画檐蛛网， 尽日惹飞絮’之类， 绸缪情语， 虽少游无以过；若‘君莫舞， 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座中豪气， 看君一饮千石’及此词之类， 高怀跌宕， 则又东坡之流亚也。”这则评语不局限于评这一首词， 而是扩展至辛弃疾的整体词风， 乃至宏观的词学问题， 这样的评语在集中颇多。但有些详评不免过于细碎， 落于言铨， 比如评王安石《渔家傲》云：“此词写景幽胜， 笔力甚高。‘起眠似听朝鸡早’， 言午枕起眠听鸟， 如此闲逸， 更似听朝鸡早乎？言不似也。‘朝鸡’对‘语鸟’看， ‘早’字对‘午’字看， 其意自见。‘却忆故人’以下三句， 皆是听朝鸡早者也。”详细阐明并不复杂的文法， 不免减少读者阅读时发现妙处的乐趣。这种评点方式本用于时文批点中指导士子作文。时文评点的特征对其他文体的评点很有影响， 包括词这样的以情致为主的文体。

　　宋人词话和序跋涉及诗、文、词文体的探讨， 也以诗文注词， 但词学评点中没有对此展开讨论， 仅刘辰翁一则评语论“词诗”。明代词集评点开始以诗、文（包括史传）评词， 数量不多， 但开启清代词集评点的这一风气。这类评语集中于《古今词统》的评点中， 在此之前出现得极少， 不过有两则评语极有价值， 一为题名杨慎评点的《草堂诗余》评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词中之史”[8]；一为沈际飞评赵承之《念奴娇·赠送》“以尺牍为词”[1]（卷四）。《古今词统》始稍具规模， 体现了评者有意识的从其他文体的角度观照词体。以诗、赋、文等评词， 如评顾仲从《浪淘沙·闺思》：“二词可掩唐子畏《娇女赋》。”[6]（P248）评刘克庄《满江红·送王实之》：“如此送客诗， 竟可当一篇大序。”评刘克庄《满江红》（往日封章）：“气味似眉山谢表。”评张孝祥《满江红·秋怀》：“波撇似颜， 音韵似杜， 颜书杜诗非夸语也。”评元好问《满江红·对酒》“天上飞乌， 阿谁遣、东升西没”一句云：“起语痴甚。朱希真词：‘插天翠柳， 被何人， 推上一轮明月？’问日问月， 都本《天问》。”评卓人月《满江红》（臣罪当诛）：“是史家羽翼， 亦是诗肠鼓吹。”[6]从功用、手法、艺术价值上肯定词与诗、赋、文、史等正统观念中载道言志的文体具有相等的地位， 清初盛行的尊体论题在这些评点中悄然萌芽。

　　以曲评词是明代词学评点出现的新现象， 侧重两者艺术上的相通之处， 意在以曲之佳处赞誉词的艺术价值。比如沈际飞评周美成《意难忘·佳人》云：“写情若叙事， 实开元曲滥觞。”[1]（卷三）评牛峤《菩萨蛮·春暮》云：“《绣襦记》开场好词。”[9]（卷一）评蒋胜欲《绛都春·春愁》云：“入元剧压卷。”评司马昂父《最高楼·暮春》云：“骨彩具软， 词之曲也。弇州云：‘元人有曲无词， 以才情属曲， 以气概属词， 岂其然？’”[10]（卷四）又如《古今词统》评语， 评朱淑真《生查子·元夕》：“元曲之称绝者， 不过得此法。”评辛弃疾《千年调》（卮酒向人时）：“卓老评实甫西厢如喉间出来者， 余于稼轩亦云。”评徐士俊《洞仙歌》（东坡解事）：“精致大似临川乐府。”[6]等等， 在这些评语之中， 曲的艺术性作为词的参照标准， 处于被效仿的模范地位。清人词评中很少以曲论词， 仅偶有以汤显祖“四梦”许词者， 其余涉及戏曲的少量评语， 旨在点明词曲之辨， 如丁澎《江城梅花引·秋恨》一词， 余怀评曰：“似梨园杂部一折清歌， 然词曲之辨甚微， 要亦本之山谷。”[11]（卷二）邹祗谟《望江南·思昔日》一词， 王士禛谓：“似读曲双关体， 是词家本S语。”[12]（卷一）清人作词极力摒除曲的特征， 词话中讨论的热点之一是词曲之辨， 词学评点出于宣传的目的， 多以词攀附诗文、经史， 很少论及曲， 偶有涉及， 亦旨在辨明词曲的差别。此与明人词学评点论词曲完全相反。

　　明代的词学评点较之宋元有了长足的发展， 评点形式丰富， 大量的评语扩充了词学理论， 为清代词学评点的兴盛奠定了基础。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青年基金项目]中国词学评点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 项目编号：10YJC751140。）

　　注释：

　　[1]顾从敬类选， 沈际飞评正：《古香岑草堂诗余四集》， 明末童涌泉刻本。

　　[2]孙琴安：《中国评点文学史》，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6年版。

　　[3]赵崇祚辑， 汤显祖评：《玉茗堂评花间集》， 万历四十八年朱之蕃《词坛合壁》本。

　　[4]李濂：《稼轩长短句序》， 《嵩渚文集》， 明嘉靖刻本。

　　[5]汤显祖：《花间集叙》， 毛效同编：《汤显祖研究资料汇编》，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年版。

　　[6]卓人月选， 徐士俊评：《古今词统》，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0年版。

　　[7]林玫仪：《罕见词话——张綖》， 中国文哲研究通讯， 第十四卷第四期。

　　[8]杨慎评点：《草堂诗余》， 嘉靖末闵瑛璧刻朱墨套印本。

　　[9]长湖外史辑， 天羽居士评：《草堂诗余续集》， 明末童涌泉刻本。

　　[10]沈际飞选， 秦士奇定：《草堂诗余别集》， 明末童涌泉刻本。

　　[11]丁澎：《扶荔词》， 清康熙五十五年刻本。

　　[12]邹祗谟， 王士禛辑：《倚声初集》， 清顺治十七年刻本。

草堂茗香篇4

　　俱飞蛱蝶元相逐， 并蒂芙蓉本自双。茗饮蔗浆携所有， 瓷罂无谢玉为缸。

　　――唐?杜甫《进艇》

　　与其他大唐诗人相比， 杜甫有着很大的不同， 他酒杯不离手， 茶盏亦不离口。郁郁不得志， 内心苦闷时， 他饮闷酒：国难家贫， 内心忧愁时， 他饮苦酒。酒与S总是相伴而生， 但是这“杯中之物”无论他怎么喝， 却都没令他乱了心性而恣意妄为于声S犬马之中。酒能醉人。使人亢奋， 变得肆无忌惮， 而茶却能醒人， 使人平静， 复归规行矩步。诚然， 他喝的是让人智昏、陷于混沌的酒， 而他的心却如清茶般明澈透亮， 因而即使烂醉如泥， 也没令他沉湎于酒S， 心中仍旧是清醒洞然。这是因为他有爱， 修身齐家则爱妻爱子， 推己及人则爱民爱国。那么， 就让我们跟随着杜甫一起走进小艇来“触摸”一下他这颗如茶般的淳淳爱心吧。

　　《进艇》这首诗是上元二年(公元761年)杜甫在成都所作， 此时的杜甫已至知天命之年， 他经历了游历吴越江南、齐鲁燕赵， 到求仕不达、困守长安， 再到身陷安史兵燹， 流离失所， 最后在成都找到归宿的人生轨迹。无情的岁月之手把他从一个胸怀大志的少年变成历经沧桑的中年， 好在有好友高适和表弟王十五的倾囊相助， 他能够在成都西郊的浣花溪边上盖起了草堂， 与妻儿过上风平浪静的日子。实现了当年“归山买薄田”的夙愿。

　　诗人在一开始就直抒胸臆， 顿感一种悲。怆感伤的情绪油然而生。诗人在草堂的北窗独坐， 极目北望， 感慨万千：“我望眼欲穿， 而你却是那么的遥远， 在罹难了叛贼的践踏之后， 九重宫阙、雕梁画栋早已满目疮痍， 昔日的繁华旧景也早已荡然无存， 留下的怕是只有摇摇欲坠的城阙和遍地斑斑的血迹， 这怎不教人感到黯然神伤呢!”该联对仗极工，  “南”、“北”二字叠用对映， 以“南京”对“北望”、以“南亩”对“北窗”， “南京”是成都， 而非今日的“六朝古都”南京。是唐玄宗在至德二年(公元757年)为避安史之乱幸蜀时所置， 与长安、洛阳同为唐国都；“南亩”即田野， 引申为田园生活：“北望”是相对于成都而言， 长安在其之北。

　　颔联由抒怀转入描写在成都的客居生活：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 身着布衣的杜甫， 深情地牵引着老妻乘上小艇， 在浣花溪上鼓棹游赏， 清澈的溪水在阳光下荡漾着波光， 不远处， 孩子们在水里无忧无虑地洗澡嬉戏。此情此景是多么的富有诗情画意啊， 是一种和平宁静、朴素安适的乡野生活。波光云影伴着棹声、嬉闹声， 杜甫望着眼前这位同他患难与共的糟糠之妻杨氏， 两鬓业已有些斑白， 细细的皱纹开始悄悄爬上了曾经细嫩的面庞， 回想起和她一起看过的风景和一起走过的人生旅程， 今生有伊相伴， 纵然再苦也甘之如饴， 这或许就是一起吃苦的幸福吧。想到这里， 杜甫内心深处的感情犹如潮水从心底奔涌而出， 多年漂泊与流离的苦痛和如今能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幸福， 两种冰火两重天的情感交杂在一起， 最终化作颈联“俱飞蛱蝶元相逐， 并蒂芙蓉本自双”这一句。“俱飞蛱蝶”和“并蒂芙蓉”。如双栖鸳鸯一般， 都是成双成对的， 象征着夫妻或两个相爱的恋人双宿双飞， 永不离分， 唯美的梁祝化蝶所表达的也正是此意。

　　末联诗人又把游走的思绪拉回现实中来， 将视线转移到随艇携带的“茗饮”和“蔗浆”上来。 “茗饮”就是冲泡好的茶汤， 亦是茶的别称， 这一叫法最早出自三国曹魏张揖的《广雅》一书中：“荆巴间采茶作饼， 叶老者， 饼成以米膏出之。欲煮茗饮， 先炙令赤S。捣末置瓷器中， 以汤浇覆之。”“蔗浆”即甘蔗榨成的浆汁。“瓷罂”是种盛浆液用的陶瓷容器。这句是说把煮好的茶汤和榨好的甘蔗浆， 用瓷坛来盛装也不比玉制的缸来得差， 放在艇上可以随取随饮。诗人在该联中至少寄寓了两层意思：一是道出他的人生滋味， 二是表达他的人生价值观。

　　何以说是人生滋味呢?人生就像是调味瓶， 酸、甜、苦、辣、咸五味杂陈。然而， 于杜甫而言， 他的人生只有“苦”和“甜”两味， 而且苦是远远多于甜的， 早年多舛的命运和后来的尘埃落定恰如这清苦的“茗饮”和甘甜的“蔗浆”。他与妻子经历了多少的离别、思念之苦， 如今能手牵手、肩并肩同乘一艇， 是在尝尽苦辛之后换来的甜蜜， 是多么的来之不易啊! “茗饮蔗浆携所有”， 把苦茗与甜蔗都同置一艇上， 时饮茗来时饮浆， 时苦时甜， 恰如在回味一段人生。那么， 又何以说是人生价值观呢?在此时的杜甫眼里， 茗饮蔗浆都用普通得再也不能普通的瓷坛来盛放， 一点儿也不逊S于精美的玉缸。瓷坛与玉缸， 虽功用相同， 内涵却有天壤之别， 一朴质， 一奢华；一象征着简淡平凡的生活， 一象征着穷奢极恶的生活。诗人认为“瓷罂无谢玉为缸”， 意味着他的人生价值观发生了重大转变， 由追求显达仕途转变成追求陶然田园， 由勃勃雄心转变成淡泊宁静， 这一过程也诚如茶由醇厚渐转淡薄的过程。

　　在浣花溪畔结庐而居的生活， 远离战乱， 妻儿团聚， 可以说， 这是杜甫一生中最快乐的人生片段。在此时期， 杜甫的另一首七律《江村》也生动地描绘了这样的平静生活。

　　从《进艇》全诗来看， 很显然， 杜甫由北望长安想到残破的山河， 再联系自己往昔所经历的蹉跎岁月与悲欢离合， 与眼下夫妻团圆、享受天伦之乐的生活形成鲜明对比， 不由自主地慨然， 深感只有夫妻共相伴才是那么的真实， 尤其是在饱尝聚散离合的痛楚后， 更能体会到夫妻恩爱才是人生中最珍贵的财富， 生活得平平淡淡才是真。然而， 诗人始终对妻子是一往情深的。至德元年(公元756年)8月， 他因陷敌避难困守长安， 在一个月华满地的夜晚， 他写了一首《月夜》来寄托他对妻儿无限的思念：

　　今夜州月， 闺中只独看， 遥怜小儿女， 未解忆长安。

　　香雾云鬟湿， 清辉王臂寒。何时倚虚幌， 双照泪痕千， 

　　至德二年(公元757年)， 他终于有机会到郎州的羌村探望妻儿， 写了五古《羌村》三首， 在第一首中有几句诗将夫妻久别重逢时悲喜交加的情形描绘得十分深刻， 令人读来无不为之动容：“……妻孥怪我在， 惊定还拭泪。世乱遭飘荡， 生还偶然遂。……夜阑更秉烛， 相对如梦寐。”这些情深意长的诗句， 字字都昭显着诗圣胸中一颗炽热的真心， 尤其是在那男人拥有三妻四妾司空见惯的年代里， 他的这颗真心和这份深情更是显得难能可贵。就这样， 杜甫陪伴着爱妻在这样波澜不惊的生活中度过了几个春夏秋冬， 杨氏在49岁时悄然离世， 而杜甫从此也没有续弦。这就是诗圣伟大的爱情与人生。爱情， 人生， 如同茗饮一般， 固然有些苦涩， 但是“谁谓荼苦， 其甘如荠”， 它使人净尽铅华， 回归平淡， 回味无穷。幸福， 快乐， 则如同蔗浆一般， 甜美非常， 然而这不是与生俱来的， 而是以“识尽愁滋味”为代价才能品尝得到的。

草堂茗香篇5

　　纪晓岚一生走遍大江南北， 见多识广， 学问渊博。又由于长期担任清廷高级官吏， 出入皇室及显贵之门， 门生故吏遍及天下， 故得以品尝各种山珍海味、名肴佳馔、奇瓜异果、香茗陈醪， 对饮食有独特见解， 并进行了可贵的探索。

　　宦海沉浮， 他在仕途中， 曾被发遣到乌鲁木齐数年， 品尝了许多珍奇的肉食， 如吃了骡肉后， 他感到其肉“肥脆可爱”。吃了北疆大漠中的独峰野骆驼， 感到其峰肉切小块后烧了吃“极肥美”， 并认为“杜甫《丽人行》所谓‘紫驼之峰出翠釜’当即指此。今人以双峰之驼为八珍之一， 失其实矣”（见《阅微草堂笔记》）。他又吃了许多新疆盛产的水果， 认为葡萄当以吐鲁番所产的为最佳， 甜瓜当以哈密所产的为最好， 指出北京人把绿S葡萄看成是最上乘的葡萄不妥， 其实绿S乃微熟， 不能甚甘；渐熟则黄， 再熟则红， 熟十分则紫， 甘亦十分矣。他还和哈密王苏来满探讨了种哈密瓜的诀窍和技术， 问哈密王为什么在北京种哈密瓜“一年形味并存， 二年味已改， 惟形粗近；三年则形味具变尽”， 是不是因为地气不同的缘故？哈密王认为是哈密不下雨， 温泉甘醇之故， 所以瓜味浓厚。种于内地， 形味虽然会有变化， 主要是因为“养籽不得法”， 即培养处理种子欠妥的缘故。

　　纪晓岚曾说， 八珍中的熊掌、鹿尾等是常见之菜， 只有驼峰出于塞外， 不能常吃。一次， 友人赠他用锦函包装的特异海外山珍――猩唇两枚。他打开一看， 这是“自额至颏全剥而腊之， 口鼻眉目， 一一宛然， 如戏场面具， 不仅两唇”的珍贵食品。由于他的私人厨师不会烹制， 只好转赠好友， 友之厨师仍然不知烹制之法， 又转赠他人， 后来甚至不知道转落到何处， 致使他深为叹息。

　　沧州作为枣乡， 金丝小枣自古闻名。纪晓岚对家乡物产不免情牵意挂。

　　纪晓岚在《槐西杂志》中写道：“崔庄多枣， 动辄成林， 俗谓之枣行。”纪晓岚酷爱吃枣， 不明原委的人， 竟然据此附会， 神乎其行， 盛传他是猴精转世。如清?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卷五：“人又言公为猴精。盖以公在家， 几案上必罗列榛栗梨枣之属， 随手攫食， 时不住口。”张培仁《妙香室丛话》卷十二也有类似的说法。猴精之说， 当然很无稽， 但纪晓岚大烟大肉一辈子， 竟活到古人羡慕的八十二岁， 想必小枣的调补功不可没。沧州古谚云：“日食三个枣， 终生不显老。”纪晓岚的门生书法家伊秉绶有诗吟道：“渴饮玉泉饥食枣， 寿如金石嘉且好。”想来不是受了枣乡出身的恩师的影响， 就是自有一番切身感受。

草堂茗香篇6

　　据了解,“唐风茶韵”从备器、取火、择水、灸茶、碾末、罗英、煮泉、育华、酌茗、品韵等,共有24道工序,体现了佳茗、妙器、活火、净水、胜境、精艺的高度和谐,展现了茶的真香、真S、真味。

　　四川峨眉雪芽跻身中国茶业百强

　　目前,2010年度“中国茶叶行业百强”企业名单在京揭晓由峨眉山乐山大佛旅游集团总公司董事长、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马元祝挂帅,中国

　　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峨眉雪芽茶业分公司以09年销售额3.14亿元的骄人业绩荣登“中国茶叶行业百强”榜单,排名行业第27位,为川茶打出了一片天下。近几年来,峨眉雪芽品牌创始人马元祝和他的茶业军团,带领和扶持景区及周边10万停耕还林农民科学和标准化种植峨眉雪芽珍稀有机绿茶致富,探索走出了一条以峨眉雪芽茶叶为龙头的景区特S农业产业链发展之路和“公司+基地+农户+品牌”的产业化合作发展模式。2004年至2009年峨眉雪芽的茶叶主要经济指标5年共计销售收入11.467亿元。峨眉雪芽项目区茶农茶叶年创收入从2004年的5520万元,增加到2009年的1.99亿元,增长277%。

　　普洱茶取经法国红酒分级制

　　云南仿效法国红酒,将于明年落实普洱茶的“原产地证明”等认证制度,希望进一步提升普洱茶的收藏与投资价值

　　2011年1月1日起,云南省政府将落实普洱茶的“茶园履历证明”、“原产地证明”以及“生产履历证明”制度,这将让普洱茶的品饮与收藏价值将重新被定义。

　　为明确定义普洱茶价,不再随市场炒作而暴涨或崩盘,2000年起,即由云南省农业厅茶业办公室主任杨善禧领军,开始研究法国红酒的认证制度,并仿效法国红酒全球公认的“产区”与“分级制度”,建立云南普洱茶专属的国际认证制度。该制同时融入当地普洱茶相关的现行法令,今年10月底,云南省农业厅即将举办最后一场“茶园证明书”公听会,届时将完成所有的法令程序,并由云南省法规处对外公告相关制度

　　如同1855年法国制定红酒分级制度一样,云南也将订定普洱茶分级制度,2011年可被称做“普洱茶元年”。而后,在云南境内六大古茶山上,拥有“顶级山头”、“顶级茶园”,并取得“茶园登记证”的茶庄,因有高品质稳定的茶源,才能成为高茶价的“顶级茶庄”。而“生态茶园”也将凌驾“有机茶园”,成为级茶园,因“空气品质”、“环境污染”以及“生态保护”,都将纳入茶园认证指标。

　　印度时兴嚼茶片

　　年轻女性有嚼奶片习惯,而现在印度研制出的茶片,也能像牛奶片一样,供人们咀嚼和;中泡饮用,不仅十分方便,而且更感新潮另类。

　　据悉,研制茶片的托克赖实验站建立于1901年,是世界上最大的茶研究机构,位于印度阿萨姆邦世界闻名的茶乡一一焦尔哈德镇。据研究人员介绍,这种茶片并不是把茶叶压制而成的,它的成分中80%是茶叶的提取物,再加上符合国际食品标准的香料,可配制成橘子、柠檬、姜、豆蔻等六、七种不同的香型,让茶客选择。茶片只有阿司匹林药片那样大小,携带非常方便。如果手头有杯子,有热水,你尽可以将它像传统的茶叶一样,泡开了饮用;但是在一时找不到杯子、热水,或者时间紧张的时候,你便可以将茶片直接放进嘴里,或含或吮或嚼,同样能欣赏到清醇的茶香,享受其提神醒脑的功效,还能一边工作一边品茶。

　　商品茶的传统格式

　　袋泡茶,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了。当时,一位叫萨利文的纽约茶商为了节约包装铁听,改用纸来包茶叶,结果意外地发明了广受茶客欢迎的袋泡茶。而茶片的诞生,则反映了印度茶商求新思变的强烈愿望。印度生产着世界上一半的茶制品。但近年来来自斯里兰卡、肯尼亚的激烈竞争,茶产地频繁的劳资纠纷,旷日持久的局部战乱,使当地的茶产业举步维艰,人们渴望有新的亮点出现。

　　科研人员称,这次研制茶片也是为光大阿萨姆茶的独特个性。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新产品能进入欧美茶主流消费国。目前,茶片已申请专利,不久将正式投产。

　　张家界:首座“中华茶祖圣像”落成

　　“湘江日夜流,三分风起千堆雪,府第春秋伴,百载云开一盏茶。”10月12日,天降甘霖,张家界首座“中华茶祖圣像”落成暨湘府茶楼开业庆典在市城区迎宾路举行。

　　中华的始祖――炎帝神农氏,是世界上最早发现茶的人。据《神农本草经》记载:“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茶而解之。”故此,被炎黄子孙尊为“中华茶祖”。作为我市首家具有湖湘文化特S的大规模综合型茶楼,湘府茶楼将以立足湖湘文化,弘扬湖湘精神,传承中华茶道为己任,致力于推动张家界的茶经济成为继旅游经济之后的又一大经济体。“茶祖圣像”的落成,无疑将成为我市打造茶文化方面的一道亮丽风景,预示着我市的茶饮行业正走向成熟发展,从而将茶祖“心忧天下,敢为人先”的精神传承并发扬光大。斯里兰卡:一杯茶3万多人共饮

　　全球主要茶叶生产国斯里兰卡最近煮出全世界最大的一杯茶,并被写入吉尼斯世界纪录。

　　据斯里兰卡《周日观察者报》报道,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市区近日出现了一个红S的大马克杯,杯子内注入了4546升水、64公斤茶叶、875公斤奶精和160公斤糖,经过几个小时的熬煮,最终变成了斯里兰卡民众平常习惯饮用的奶茶。据悉,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人员已经对上述纪录完成认证,这些奶茶已经分赠给了大约3.2万科伦坡市民。红土发现200多年的茶树下

草堂茗香篇7

　　关键词：《草堂诗余》；明代；传播；词学观念；审美观

　　中图分类号：I222.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2）04-0100-03

　　最早著录《草堂诗余》一书的目录学专著是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据该书记载:“《草堂诗余》二卷， 书坊编集者。”[1]这样看来， 《草堂诗余》应是宋代书坊间选编的一本词集。《草堂诗余》的编撰时间， 据《四库全书总目》考订， 该书至少在南宋庆元年间（1195―1200）已问世。[2]5493但庆元以前的原二卷本久佚， 现存最早的是元代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庐陵泰宇书堂刊本和至正十一年（1351）双壁陈氏刊本。这两个刊本均注有新增、新添字样， 可见后人在原来坊间刻本的基础上进行了增修。双壁陈氏刊本原题为《增修笺注妙选草堂诗余》， 署为“建安古梅何士信君实编选”，  何士信生平不详， 或许就是这个增修本《草堂诗余》的编选者。

　　《增修笺注妙选草堂诗余》共选录词近百家， 以周邦彦最多， 秦观、苏轼、柳永等次之。全书分前后两集， 前集二卷， 后集二卷。前集分春、夏、秋、冬四景， 后集分节序、天文、地理、人物、人事、饮馔器用、花禽七类， 每一类下又分一些子目。这样细分类、目， 如宋翔凤《乐府余论》所说：“《草堂》一集， 盖以征歌而设， 故别题春景、夏景等名， 使随时即景， 歌以娱客。题吉席庆寿， 更是此意。其中词语， 间与集本不同， 其不同恒平俗， 亦以便歌。以文人观之， 适当一笑， 而当时歌伎， 则必需此也。”[3]即其选词目的是为了便于歌者在酒席上或者相关场合、相关时令应景唱词， 其性质实为歌本， 目的完全是取便歌者。

　　《草堂诗余》自刊行以来， 在南宋后期以及元代基本湮而不显， 少有称述著录， 但就是这样一本歌本性质的词集却在明代大放异彩， 对明代词坛产生了重大影响， 笔者择其要者， 于兹略述之。

　　一、《草堂诗余》在明代的接受之盛

　　综观整个明代词坛， 可以发现对明代词坛产生影响最大的前代词选本就是《草堂诗余》， 其在整个明代流传时间之长、范围之广是其它宋人选宋词的选本所不能企及的。《草堂诗余》在明代的传播与接受之盛令人咂舌， 这主要表现在：

　　其一， 《草堂诗余》在明代的版本众多， 远远超过其它前朝词选的版本。版本的多寡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见出一部书在当时的需求和流传的程度。据孙克强《清代词学》统计， 今存的明代《草堂诗余》就有35种之多， 另外见于著录的还有4种。[4]从这个统计上看， 在明代， 《草堂诗余》的版本不仅数量多， 而且这些版本的时间跨度是从明初一直延续到明末， 也就是说， 在明代， 随着时间的推移， 隔不了多长时间， 《草堂诗余》就会有一个新的版本出现。特别是明代中后期更是出现了《草堂诗余》刻印的高峰时期。这个现象说明， 在明代， 大家对《草堂诗余》给予了极大的关注， 而且这种关注的热情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形势的变化而有丝毫消减。

　　从与《花间集》在明代的传播对比中就可以看到这一点。从现存资料来看， 在明代， 备受人们推崇的词选本有两部， 一部是《草堂诗余》， 一部是《花间集》。明万历年间， 温博在为《花间集》作序时曾云：“然古今词选， 无虑数家， 而《花间》、《草堂》二集最著者也。”[5]其后， 明人徐士俊也曾谈到《草堂词余》和《花间集》在明代流传极广、几乎家喻户晓的盛况：“乃知《草堂》之草， 岁岁吹青， 《花间》之花， 年年逞艳”。[6]入清之后， 王昶在他编撰的《明词综》序中对明人的填词渊源进行总结时也指出了这种现象：“及明永乐以后， 南宋诸名家词皆不显于世， 惟《花间》、《草堂》诸集盛行。”[7]可见， 有明一代， 《草堂诗余》与《花间集》在当时人心目中是并尊的。

　　虽然和《草堂词余》处在并尊的地位， 但作为词史上的第一部词选总集， 《花间集》在明代的传播力度与影响却是和《草堂诗余》不能相提并论的。从版本上来看， 《花间集》的明代刊刻本和手抄本为数也是不少的， 至今见载于官私著录或传存的明本共计12种。[8]但和《草堂诗余》版本的39种相比较， 很明显， 还是远远不及。而且， 《花间词》的各种版本主要出现在明朝中叶， 而《草堂诗余》的版本则是从明初一直延续到明末。因此， 在明代， 如果单纯从版本学的角度看， 《草堂诗余》应是流行时间最长、受关注程度最高的一部词选。

　　其二， 《草堂诗余》在明代各种版本的参与者不仅众多， 而且多系文坛名家。在明代， 参与《草堂诗余》各种版本的人员很多， 前前后后达60余人。这其中有台阁重臣李东阳， 文坛主将唐顺之、李攀龙、袁宏道、钟惺， 文坛名流祝允明、董其昌、吴承恩、汤显祖， 词学家杨慎、陈继儒， 等等。如李攀龙、沈际飞、钱允治、钟惺、张等编选过《草堂诗余》；袁宏道、李攀龙、陈继儒等对《草堂诗余》做过增订补遗校正；李攀龙、杨慎、唐顺之、董其昌等做过评点；顾从敬、毛晋等进行过刊刻。可以说， 一部前朝普通的词选， 在明代的每一个历史时期， 都有文坛上各领一时风骚的名流大家对它发生浓厚的兴趣， 给予高度的重视， 这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是比较少见的。

　　其三， 《草堂诗余》在明代还出现了新的编排本。本来从今存较早者的元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的刻本署名“建安古梅何士信君实编选”的《增修笺注妙选草堂诗余》可知， 早期的《草堂诗余》是按类编选的。分类编选， 原是为了应歌的需要， 细分类、目， 目的应是取便歌者， 可以说， 这是一个实用的本子， 说明在南宋时词还多用于传唱。南宋以后， 随着新兴的南戏北曲等通俗文艺的出现， 词所依赖的音乐环境在逐步消失， 于是就不复倚声传唱了。到了明代， 词已不再是歌唱的文学， 而是文人用文字写成， 通过目视、诵读而欣赏的文学， 因此， 这样的编排显然有些繁琐。为了适应新的需求， 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 上海顾从敬打乱类编编排方式， 重新按小令、中调、长调分编各词， 分调本始出， 这个本子后来流传甚广， 其后万历上元昆石山人四卷本、吴郡沈际飞六卷本、汲古阁《词苑英华》本、博雅堂刻本、经业堂刻本、翻刻顾从敬本等16种之多， 都是从顾氏衍出的版本， 竟然有代替原来的按类编排本之势。这样的编排， 使得《草堂诗余》俨然成为习词者之范本。

　　其四， 《草堂诗余》在明代还出现了大量的评点本和注释本。《草堂诗余》在明代有数十种评点本， 当时众多名家参与了评点， 如李攀龙、杨慎、唐顺之、董其昌、李廷机等对《草堂诗余》做过评点和注释工作。《草堂诗余》评点注释本的出现， 是与明代盛行的评点之风分不开的。明代中期以来， 各种文体的评点之风盛行， 评点的对象从经史、诗文， 以至小说词作。《草堂诗余》种种评点本的出现， 提高了选本的身价， 促进了选本的流行。

　　其五， 《草堂诗余》在明代还出现了增补、续编、扩编本。《草堂诗余》经历过宋元以来的几次增修后， 在明代还出现了五六种增补本。应该说增补本的出现也促进了《草堂诗余》的传播。除增补本以外， 在明代， 《草堂诗余》还出现了十余种续编、扩编本， 如杨慎的《草堂诗余补遗》、长湖外史的《续草堂诗余》、秣陵一真子的《续草堂诗余》、沈际飞的《草堂诗余别集》和《草堂诗余新集》、潘游龙的《草堂诗余合集》等等。在中国文学史上往往有这样一种现象， 如果一部书出来后反响很大， 那为这部书所作的续集（书）就会相应而来， 这是中国文学上独有的一个特点， 尽管总体上续集（书）的思想、艺术都没有达到原集（书）的水准， 但续集（书）现象却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原集（书）在接受者那里的影响度。明人用续编、扩编本的形式， 以继其之好， 来表达对《草堂诗余》的推崇， 这也显示了《草堂诗余》在明人心目中其地位是相当高的。

　　其六， 《草堂诗余》在明人那里评价相当高。这一点从明人对《花间集》与《草堂诗余》的评价上可以看到。明人在提到《草堂诗余》时， 喜欢把它和《花间词》放在一起来进行对比， 这种对比总是指出《花间集》的流行不如《草堂诗余》， 甚至评价二者优劣时， 也是抑《花间》而扬《草堂》。如吴承恩在其《花草新编序》中云：“选词众矣， 唐则有《花间》， 宋则有《草堂诗余》。然近代流传， 《草堂》大行， 而《花间》不显。”[9]汤显祖在《花间集叙》中亦云：“诗余（《草堂诗余》）流遍人间， 枣梨充栋， 而讥评赞誉之者亦复称是， 不若留心《花间集》者之寥寥也。”[10]可见， 在明代中后期以后， 《草堂诗余》的确比《花间集》更为盛行。

　　由上可见， 作为宋人选宋词的选本， 《草堂词余》在明代获得了高度的重视。它在明代流传时间长， 流传地域广；人们对它的关注度大， 接受程度高；而在这种接受中， 文人参与热情较高， 尤其是许多文坛名流对《草堂诗余》投入了极大的精力， 对其进行了整理、增补、完善， 使其完成了一种蜕变， 即由只是前代一种能让“歌栏酒榭丝而竹之者， 无不拊髀雀跃”[11]的歌本， 演变成“《草堂诗余》若干卷， 向来艳惊人目， 每秘一册， 便称词林大观， 不知抹倒几许骚人”[12]的为文人奉为圭臬的词之经典性选本。

　　二、《草堂诗余》在明代接受之盛的原因

　　《草堂诗余》在明代受到如此推崇， 这应是词学发展史上值得人们关注， 并进行探讨的一种接受现象。研读现存的有关材料， 可以知道， 明人推崇《草堂诗余》，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 与明人世俗享乐的社会风气息息相关。《草堂诗余》在明代之所以备受推崇， 是因为明代的社会观念和审美思潮有利于《草堂诗余》的传播。明代中期以后， 随着城市经济的繁荣， 市民阶层的扩大， 传统的儒家思想开始旁落， 士人不再以汲汲功名、立身言志为自己的唯一价值取向， 开始追求金钱、欲望的满足， 整个社会追求私欲享乐的思想在迅速膨胀。像《三言二拍》中所描述的那样， 世人所尊奉的不再是科举士子， 而是成功富裕的商人。这种思想反映到文学思潮上就是， 追求能够满足感官享受、愉悦耳目的文学作品。明代通俗艳情小说、戏曲的勃兴就与此大有关系， 词学亦受这种社会思潮的影响。词在明代虽已不是佐酒之欢的工具， 但是词中所表现出来的绮靡情思， 通过读者的阅读， 依然会给人以愉悦感官的享受。明人受享乐思想的影响， 在选择读词之时， 自然会选择像《草堂诗余》那样的给人带来感官刺激和享受的词选本。这是《草堂诗余》在明代特定的时代环境中繁荣的时代原因。

　　其次， 这和明人的词学观念和审美价值取向有很大关联。在一定的词学观念的支配下， 《草堂诗余》符合了明人的审美价值取向， 明人选择了《草堂诗余》， 而《草堂诗余》反过来又强化了明人的词学观念， 二者相互影响。在词学观念上， 词体文学的发展也受到了明代文学观念中感性化、享乐化、世俗化倾向的巨大影响， 整个词坛被一股轻绮婉约、香艳鄙俚的风气所笼罩， 从而形成了崇艳尚情、以香弱为本S的词体观。明代中期文坛领袖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中曾说：“词须宛转绵丽， 浅至儇俏， 挟春月秋花于闺内奏之。一语之艳， 令人魂绝， 一字之工， 令人S飞， 乃为贵耳。至于慷慨磊落， 纵横豪爽， 抑亦其次， 不作可耳。作则宁为大雅罪人, 勿儒冠而胡服也。”[13]可视为明人宗尚“词为艳科”思想的典型代表。何良骏在《草堂诗余序》云：“乐府以迳扬厉为工， 诗余以婉丽流畅为美；如周清真、张子野、秦少游、晁叔用诸人之作， 柔情曼声， 摹写殆尽， 正辞家所谓当行、所谓本S也。”[14]王骥德《曲律》中说：“词曲不尚雄劲险峻， 只一味妩媚闲艳， 便称合作， 是故苏长公、辛幼安并置两庑， 不得入室。”[15]可见以香艳为宗尚， 并不是个别明人的认识， 而是明人在词学观念上的一种集体意识， 这种集体意识几乎笼罩整个明代词坛， 成为明人学词、作词、赏词时的一种审美观上的“自觉”。《草堂诗余》在很大程度上正切合了明人的这种审美观。因为， 《草堂诗余》本为一种歌本， 而歌本在社会上存在的最重要、直接的作用， 乃在于它的“助酒佐欢”。其所选之词， 当多是谈情说爱、离愁别恨、歌花咏草之作。因此， 《草堂诗余》对宋人其它风格的词作一般是不予选入的， 即使选入， 作品数量也是很少的。正是在这样的选词标准的支配下， 《草堂诗余》所选之词多是婉约艳丽之作， 而这样的词作恰恰在很大程度上符合了明人的词学审美观念。

　　再次， 《草堂诗余》在明代的盛行与当时唐宋词集的大量失传有关。明词中衰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宋代词集的大量失传， 永乐以后名家词集多不显于世， 这客观上为《草堂诗余》的流行提供了契机。朱彝尊在《柯寓匏振雅堂词序》云：“自李献吉论诗谓：‘唐以后书可勿读， 唐以后事可勿使。’学者笃信其说， 见宋人诗集辄屏置勿观。诗既屏置， 词亦在所勿道。焦氏编《经籍志》， 其于二氏， 百家搜采勿遗， 独乐章不见录， 宜作者之日寥寥矣。”[16]

　　《草堂诗余》作为一部词选本， 它保存了相当数量的唐、五代、两宋词作， 其中不少是脍炙人口的名作。在明人所见唐、五代、两宋词人别集无多的情况下， 它在明代的广泛流传， 对于词的普及传播之功还是很大的。

　　三、对于《草堂诗余》与明代词坛盛衰关系的思考

　　总体上看， 在明代， 许多人曾将《草堂》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 对之崇拜至极， 竟将《草堂》作为宋词的代称。明人吴承恩曾编选《花草新编》， 其《花草新编序》云：“选词众矣， 唐则有《花间》， 宋则有《草堂诗余》。”明人陈耀文曾编选唐宋人词集， 题名《花草粹编》， 自序云：“是刻以《花间》、《草堂》而起， 故以花草命编。”[17]陈良弼为之作序云：“自昔选词者众矣， 唐则有《花间》， 宋则有《草堂诗余》。”[18]

　　但是， 它的兴盛对“明以来词纤艳少骨， 致斯道为之不尊”的弊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词学观念上也对明人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陈耀文批评曰：“耀文自称其因唐《花间集》、宋《草堂诗余》而起， 故以《花草粹编》为名， 然使惟以二书合编， 各采其一字名书， 已无义理；乃综括两朝之词， 而以花字代唐字， 以草字代宋字， 衡以名实， 尤属未安。”[2]5495明人视野为《草堂》所囿， 造成了眼界的狭隘， 这是导致明词中衰的原因之一。明代有识之士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 晚明卓人月就批评当时人们对《花间集》和《草堂诗余》的独尊情形：“世人但知《花间》、《草堂》、《兰畹》之为三珠树。”[19]

　　值得指出的是， 后来许多人把明词衰落的原因归结到《草堂诗余》身上。以朱彝尊为首的浙派词人对《草堂诗余》攻击尤甚， 把明词衰落的原因全部归结到《草堂诗余》身上：“《草堂诗余》所收最下最传， 三百年来学者守为《兔园册》， 无惑乎词之不振也。”[20]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续编》卷三引储国钧语云：“自《花间》、《草堂》之集盛行， 而词之弊已极， 明三百年， 直谓之无词可也。”[21]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八更指出：“《花间》、《草堂》、《尊前》诸选,背谬不可言矣。所宝在此， 词欲不衰， 可乎？”[22]近人吴梅《词学通论》亦云：“论词至明代， 可谓中衰之期。探其根源， 有数端焉。开国作家， 沿伯先、仲举之旧， 犹能不乖风雅。永乐以后， 两宋诸名家词， 皆不显于世， 惟《花间》、《草堂》诸集， 独盛一时。于是才士模情， 辄寄言于闺闼， 艺苑定论， 亦揭橥于香奁， 托体不尊， 难言大雅其蔽一也。”[23]类似的言论在有清一代还有很多。

　　关于此种观点的辨明， 是研究《草堂诗余》在明代传播接受不可回避的问题。在笔者看来， 《草堂诗余》在明代的广泛传播的确对明人的词学观念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从表面上看是造成明词中衰的原因。但是明人为什么钟情于《草堂诗余》呢? 应该说， 是明人主动选择了《草堂诗余》,造就了《草堂诗余》的流行。换言之， 明人之所以选择《草堂诗余》,是因为该书所体现出来的词品风格满足了或适应了明人的口味。这种满足与适应主要反映在《草堂诗余》的题材内容和艺术表现上。他们感兴趣的仅仅是《草堂诗余》题材的香艳和情思的绮靡。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 明人出于一定的词学观念， 选择了《草堂诗余》， 《草堂诗余》反过来又强化了这种观念， 所以明词香软浅俗之弊与其盛行不无关系。但是明词之弊是明人的社会风气、词乐的失传、词体的演变、明曲的兴盛乃至明代科举制度八股取士等多种因素造成的。把明词衰落的原因全部归结到《草堂诗余》身上， 是有失偏颇的。总之， 对《草堂诗余》在明代的影响应该如此加以辨证地来认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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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续编卷三[M]//唐圭璋.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3528.

　　[22]陈廷焯.白雨斋词话[M]//唐圭璋.词话丛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970.

草堂茗香篇8

　　幽期山寺远， 野饭石泉清。寂寂燃灯夜， 相思一罄声。

　　――皇甫曾《送陆鸿渐山人采茶》

　　皇甫曾是皇甫冉的母弟， 是大历十才子之一。也许是身体里带着相同的遗传基因， 皇甫兄弟不仅有着不相上下的文才， 连兴趣爱好和朋友圈都有交集， 他与其兄皇甫冉一样， 和陆鸿渐结下了不解之缘。皇甫曾的《送陆鸿渐山人采茶》是皇甫冉之《送陆鸿渐栖霞寺采茶》的“姐妹篇”， 两首诗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渗透在字句间的是温暖襟怀的友情， 如两条脉脉含情的清泉泠然地淌过历史的千丘万壑， 一点点地融化了千年寒冰， 在我们心中攒成一条河流， 逶迤着流向内心深处。

　　又是这样一幕熟悉的场景：晨光熹微， 云缠雾绕的群峰矗立横亘， 静默地守候着游散天边的流云， 等待着云水山居的闲云野鹤。山间酝酿的蓊蔚洇润， 一种源于自然的原始感动， 生发了丛丛香茗， 如同当年屈原沉吟不已的香花芳草， 每一芽、每一叶都是为鸿渐而生， 为鸿渐而茂的。鸿渐就是这样一位独行山野， 以采茶觅泉为乐的“野人”。无论是杳无人迹的沟堑涧壑， 还是令人望而生畏的悬崖峭壁， 于鸿渐而言都无异于轻车熟路。因为在他胸中潜藏着一幅隐形的茶叶地图， 并用自己坚定的步履， 跨越凌绝险阻， 一步一步地勾描着图上的每一块产地， 变成了《茶经》上那一行行简洁质朴的文字：“浙西以湖州上， 常州次……”。不为名利羁縻、不为人世牵绊的人生， 是以明心见性的快乐为指引的。天地间只我逍遥一人， 山川草木为朋， 鸟兽虫鱼为友， 这怎能不令时聚时散的烟霞艳羡不已呢?

　　与茅椽蓬牖、瓦灶绳床一样， 香茗从来就是隐士的专属之物， 其清苦之性恰如遁者清介孤洁之性， 彼此间心领神会。幽隐远离尘世的山寺， 是他们的一种生活常态， 更是逃避现实世界的心理状态。在寺庙中， 香雾袅袅， 木鱼声声， 梵音阵阵， 青灯黄卷， 世间悲喜苦乐皆与我无关， 全神贯注地感悟寂灭之境。鸿渐独入深山采茶， 幽居山寺， 餐野饭， 饮石泉， 全然一副“山人”的形象。野饭， 即山居人家待客用的清淡饮馔， 如杜甫《从驿次草堂复至东屯茅屋》诗云：“山家蒸栗暖， 野饭射麋新”。野饭以素食为主， 亦有少量荤腥， 在南宋林洪《山家清供》一书就记载了多种山家食材菜肴， 别有一番韵致。石泉， 是山石中的泉流， 它源自重峦叠的山峦， 飘逸出尘， 高洁澄明， 白是隐士的专爱。屈原笔下的山鬼便是“饮石泉兮荫松柏”的， 它清冽甘甜， 用现代科技语言来说， 就是不含或含较少可溶性钙、镁化合物的“软水”， 是绝佳的煮茗用水， 因而《茶经?五之煮》中曰：“其水， 用山水上……其山水， 拣乳泉石池漫流者上”。野饭、石泉， 一餐一饮， 再加上居所山寺， 构成了鸿渐采茶幽隐的日常生活。

　　暗夜的帷幕如约而降， 鸟兽遁迹， 四围沉寂。在漆黑如染的山林中， 幽幽地夹杂着一点昏黄的光亮， 那是僧房里一盏如豆残灯。山下、城中、书房、案头， 也是一豆孤灯， 灯下， 皇甫曾双眉紧锁， 惆怅地凝视着纸窗外婆娑的树影花光， 黏稠的思念在心底油然而生， 并沿着斑驳的砖墙悄然伸展， 越过斗拱飞檐与崇山峻岭， 伴着一声清越空灵的磬声， 回响在空寂的山谷。

　　火苗在灯芯忽上忽下地窜动着， “嘶嘶”地燃烧着暗夜的静寂。茶中的泉水已如涌泉连珠， 风炉雀跃的红S火焰映出了鸿渐那双深邃的眼睛和专注的面庞。他抓了一把碾好的新茶放进茶， 拿起鹾簋往里面洒了点盐花， 然后倒入茶碗， 碗里顿时生起洁白的雪涛， 皎皎其洁。他闭上眼啜了一口， 清鲜甘醇， 这是上品的滋味。再饮一口， 竟有思念的味道。

　　皇甫曾这首诗究竟作于何时何地， 处于鸿渐人生坐标的哪一个节点?目前学界尚无详细、确切的史料可供考证。不过， 现在比较流行且可信的一种说法是：此诗大概作于上元(760年～761年)初结庐隐居湖州苕溪期间。因为唐时常州宜兴和湖州长兴山水相连， 两地所产的阳羡茶和紫笋茶并为唐代的贡茶， 学者据此推测鸿渐可能到过宜兴。此外， 在清嘉庆年间的《宜兴县志》中也收录了这首诗， 但名字却收作《送陆鸿渐南山采茶》。

　　历史的真假是非既无可考， 他们之间的交游往来与真挚的友谊却是历史的迷雾永远无法遮盖的。可惜， 人生总是犹如茶几， 上面摆满了“杯具”， 皇甫曾与鸿渐总是聚少离多， 在贞元(785年～804年)末， 随着鸿渐的阖然而逝， 他们终是相见无期。此时， 皇甫曾已归居丹阳， 他悉闻鸿渐久归道山， 悲恸不已， 挥泪写下了《哭陆处士》一诗：

　　从此无期见， 柴门对雪开。

　　二毛逢世难， 万恨掩泉台。

　　返照空堂夕， 孤城吊客回。

　　汉家偏访道， 独畏鹤书来。

　　从今以后， 你我永诀。柴门外簌簌的雪花， 斑白了头上的三千青丝， 滋长了心中的万千离恨。泉台路上， 只你子然一人。血S残阳染红了空洞的厅堂， 墙上落下一派忧伤的晚景， 肝肠寸断的吊客转身仍独守孤城， 而你却永远成了身居世外、快活自在的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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